邹骥：煤电发展要算“大账”
2017-03-20 13:37:39
摘要：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首提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并且提出今年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
那么，如何看待我国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决策?未来煤电行业资产重组将有哪些看点?如何理解煤电经济性问题?中国电力报中电新闻网专访了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原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对以上问题作了深入剖析。
煤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电力报：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您怎么看待对于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决策?
邹骥：我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煤电的政策是认同和支持的，这也是基于现在的事实。确实，从发电小时数看，从投资的费用效益角度看，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当前煤电投资和产能过剩风险的问题。再者，这也表明在煤电行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很明显，当前煤电行业的供给和需求是脱钩的，供给已经超出了可预见的需求。这是不利于行业发展的，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讲求效率的要求。
我们要优先发展清洁能源，特别是非化石能源。这也是两会上获得特别强调的话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对总需求量有制约，再一个是能源结构要调整，很显然清洁能源要优先发展。这样，煤电的增量投资需求肯定要受到严格控制。
当然，这也符合我们贯彻落实《巴黎协定》的政策方向。一个国家战略，一定要及早动手，不能存在将就、凑合、幻想的念头，越早行动就越主动。为了防止被化石能源锁定，为了及早实现国际承诺，就必须大力调整能源结构。要更严格地把缓建、取消违规煤电项目落到实处。另外，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要从这个高度去认识。
在未来要实现结构常态化、机制性的调整。在投融资、规划等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下功夫。需要反思，按照现有的规划、现有的投融资体制、现有的审批机制，为何会出现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问题。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要深思，而且要逐步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促进能源结构的调整，把煤电的比例调下来。
除了治标，还要治本。治标方面，就是在审批过程中，将违规的取消，有一些要缓建。治本方面，就是要把经济效益、市场信息紧密结合到项目的投融资机制里面来。将多建的、不符合能源结构调整方向的项目，在体制机制上就不能得到批准。即使已经获批的，也很难在银行贷到款。所以要加强绿色金融的发展。
煤电行业未来发展要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中国电力报：国资委表示，今后煤电行业将成为资产重组的重点领域。您觉得即将发生的煤电行业资产重组将会如何改变这一行业?
邹骥：总的预期或目标，是要通过资产重组达到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要把落后的产能，包括效率低的、污染重的装机，要进一步淘汰掉。要给清洁的、高效的能源更多的市场份额，让它们更多地发电。资产重组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另外，在资产重组过程中，技术研发的力量要重新组合，企业管理优势重新组合。总而言之，要做到优胜劣汰，要做到发挥比较优势。有一些不良的资产要逐步淘汰掉，优质的资产要增加发挥作用的机会。当然涉及具体的地区和企业要一事一议。
而且，资产重组有不同的层面。在煤电内部有重组的问题。我相信超超临界的、超临界的机组将会有更大的发电份额。而技术水平低、装机规模小、污染严重的低效机组要进一步被淘汰出去。另外，在跨能源品种层面，比如煤电行业和天然气，有没可能进一步重组?比如扩大天然气的装机和发电份额。我觉得，利用资本的纽带，可以打破能源品种的界限。对于以煤电为主的企业，在煤电市场容量下降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资产重组的纽带，向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甚至于核电发展。可以投资入股，这也符合产业政策的方向。
煤电成本要算“大账”清洁能源优势将更明显
中国电力报：今年两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煤电是电力经济性的重要支撑。您怎么看待在煤电主体地位减弱之后的电力经济性问题?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没有降下来之前，煤电装机增速减缓会否导致发电成本上升，从而导致用电成本上升?
邹骥：这个要从两个层面来看。说煤电比较便宜，从财务分析上来看，确实是便宜。但是这个便宜是建立在很多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的基础上的。主要是污染的成本，比如说雾霾、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但是一个必然趋势是，我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从治理成本，还是从费税成本来看，煤电如果把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话，脱硫、脱硝等末端治理设施足额开动，环保标准真正落实到位，煤电的成本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便宜了。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清洁能源的成本在下降。首先，天然气从碳密度、污染物排放等角度来看，比煤电要清洁。在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成本会逐渐下降。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也在急剧下降，当然这个下降的过程在可预见的未来，比如十年、二十年之内，绝对成本依然是高于煤电的，但是与煤电成本的差距会不断缩小。
使用清洁能源，看上去会使发电成本会绝对上升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在上升。我们用清洁能源所付出的代价是可承受的。这些成本在GDP中的占比，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不会上升，或者说上升得非常微小。
比如说，现在我们用清洁能源，额外增量成本，可能会占到GDP的1%或2%，将来绝对成本上升了，但是GDP也在增加。那么GDP增长的速度完全可以覆盖掉能源成本的上升。对于政府、企业、居民，这个上升是可承受的。而且通过政策措施，可以将这一增量成本合理分摊。但是换来的是更有效率的能源、更清洁的能源和更好的环境质量。它的效益又是巨大的。尽管这一效益不是每一家企业的、每一个工厂的，但是它是全社会的效益。在这个情况下，应该说清洁能源在成本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我们算的是经济成本，这是一笔更大的账，不完全是财务成本。
当然，我有一个判断，煤电在整个发电行业的主体地位还将长期保持，但是在持续下降中的。我们正是要抓住这个机遇，去主动地、有序地调整，把煤电的比重逐渐地降下来。这是大势所趋的问题。煤电行业更应该主动自我改革，自我调整。越主动，前景就会越好。（中电新闻网 刘世明）
